法院认为，该申请不符合相关规定。

[30]近年来，我国一些高校或者科研机构通过各种形式对我国一些地方及其政府部门进行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的测评，这些测评设置了很多的技术参数，绝大多数技术参数都有相应的数量确定。同时，行政系统也在立法授权的前提下行使着广泛的立法权。

二、我国目前规章安定性不足之表现 对照上述规章安定性解读的逻辑，我们可以有一个基本判断，在我国行政法体系中规章的安定性并不令人乐观，甚至可以说规章安定性存在明显不足。以此而论，规章的不安定所带来的弊害是对法治社会的负面效应。上文龙勃罗梭关于法的安定性的阐释更多强调法的稳定性，这可以说是法的安定性最主要的体现。进一步讲，在法治发达国家的行政法中，行政权并非体现为行政高权，恰恰相反，它是和其他相对人权利处于平衡状态的权力。规章的制定是政府行政系统的行为，它与政府行政权的行使有着天然的联系。

在地方立法层面上地方性法规与地方政府规章的规制事项究竟应当如何区分同样比较模糊。如果把行政法规范体系作为一个严格的结构来看的话，那么，不同的位次之间应当保持严格的对接关系。而作为代议机关的公社则高于行政部门，行政部门由公社组织设立，并对公社负责。

[14]在人员的构成上，中央人民政府体现了列宁所说的立法的职能和执法的职能在选出的人民代表身上结合起来的思想，也即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委员都兼任其他国家机关的职务，例如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兼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31] 参见注27，萨孟武书，第223页。有分工，不分权，这才是议行合一的基本内涵。政务院总理以及全体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均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61] 1891年恩格斯在为《法兰西内战》单行本撰写的导言中这样总结了巴黎公社的原则：公社一开始想必就认识到，工人阶级一旦取得统治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进行管理。行政与立法机关的组织形式不同，人员构成也开始不同，就更不是字面意义上的议行合一了。

[5]从这句话看，议行合一应该是指公社既立法，又行政，但从实践看，巴黎公社除了行使立法权的公社之外，也设有相应的行政部门，且这样的行政部门甚至都有10个之多，[6]行政和立法并没有在体制上合而为一。不难看出，当董必武说我们的制度是议行合一的，是一切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时，他的意思并不是说在中央人民政府内，立法职能和行政职能是由同一个机关来承担的。从这个概念的正式提出看，它并不反对国家权力之间的适当分工，它主张的只是权力机关的全权性及其在整个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优越地位，其背后隐含着人民主权不可分割的宪法原理，并因此与分权原则相互对立。[60]列宁后来也指出，任何由选举产生的机关或代表会议，只有承认和实行选举人对代表的罢免权，才能被认为是真正民主的和确实代表人民意志的机关。

该条随后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基本内容进行了列举。197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将这句译为：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正如许崇德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在我们国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体现全国人民的意志，代表全国人民统一地行使国家主权。例如该文援引了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对权力不宜过分集中的强调，以及1982年修宪者有关权力适当分开的思路，就认为1982年《宪法》本质上主张权力分工，否定‘议行合一。

八二宪法第3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39] 八二宪法恢复设置了国家主席，这是权力分工的体现。

既然强调立法权优越，则自不能承认立法与行政之间的相互制衡。二是指把这三种权力分属于三个不同的机关，此谓权力的分离（Trennung der Gewalten）。

无论是制宪者，还是修宪者都很强调我国宪法体制的这个特色。[41]洛克明确说过，一个国家之内只能有一个最高权力，即立法权，其余一切权力都是而且必须处于从属地位。关于此种权力配置模式的特点，董必武在政治协商会议上的报告中说，我们的制度是议行合一的，是一切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因为按照法律的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对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内领导国家政权。关键词:  议行合一 分权原则 国家权力配置 引言 国家权力的适当配置是一国宪法的重要内容，也是宪法学上的基本问题。（二）议行合一作为理论建构的优势 即便不谈与分权原则的对比，而仅仅从理论建构的角度看，议行合一也要比民主集中制的建构更加适当。

[91] 当然，说1949年以来我国中央政府层级在权力配置上都体现了议行合一原则，这并不意味着中央政府层级的权力配置没有任何变化。三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即中央国家机关在处理问题时，一般都要征询、听取地方国家机关的意见。

[20]彭真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也指出：我们国家可以而且必须由人民代表大会统一地行使国家权力。[68] 参见蒲兴祖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8页。

进入专题： 议行合一 分权原则 国家权力配置 。按照宪法的规定，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各级人大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也即全国人大是在民主的基础上由全国人民选出的代表组成，所以是民主的，而它又代表人民集中决定国家的重大问题，这又是集中。

[45]议会有不信任权，而政府有解散权与之对抗，这已经不是立法权的优越，而是立法与行政之间的对等和制衡了。[88] 参见张翔：功能适当原则与宪法解释模式的选择——从美国‘禁止咨询意见原则开始，《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1期，第112页。注释: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宪法学文献整理与研究（17ZDA125）的阶段研究成果。俄国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政权秉承了巴黎公社的原则，但它也不是将立法与行政合而为一。

[54]而摆脱议会制的出路，当然不在于取消代表机构和选举制，而在于把代表机构由清谈馆变为‘工作机构。[2]张翔教授2018年初发表《我国国家权力配置的功能主义解释》一文，[3]在否定议行合一是我国国家权力配置的原则后，以功能主义的原理对我国宪法上的民主集中制进行了新的解释，提出不少极具创新的论说，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宪法学对国家机构的研究。

结语 对议行合一的理解不能望文生义。[3] 参见张翔：我国国家权力配置的功能主义解释，《中外法学》2018年第2期，第281页。

首先，无论是分权原则还是议行合一原则，它们关注的重点虽在于权力的划分，但更在于权力之间的关系。（二）分权原则的要义 那么，分工与分权究竟有何不同？从政治学上说，分权原则有三层含义，一是指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这叫权力的区别（Unterscheidung der Gewalten）。

以议行合一来描述巴黎公社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在权力配置上的特质，的确有些名实不符。[87] 参见苏永钦：《合宪性控制的理论与实际》，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121页。而民主集中制原则就复杂得多，代议机关与其他机关之间的横向关系只是民主集中制的一个方面。在总统制之下，总统不对国会负责，国会也不能被总统解散，但总统有权否决国会的立法，而国会也有权以特别多数决推翻总统的否决。

从技术上说，立法权优越的理论体现为政府自不能得到议会的信任时，就应当辞职，在英国这个先例发生于1742年。不过这里重要的倒不是如何注疏列宁这两段话的原意，而是来看看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制度的实践。

[15] 我们的制度是议行合一的，董必武的这句话耐人寻味。实际上，《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地位相当于1954年制宪之后的全国人大，它们都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56] 参见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5-196页。因此，董必武所说的议行合一也适用于对1954年制宪之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地位的描述。